“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一位“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本报记者毛鑫、王瑞平
在公安系统里,“打拐民警”是个特殊的“工种”。
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阴暗的寻子岁月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在他们自己看来,打拐不只是破案,而是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排查线索、走访取证、抓捕嫌犯,常常面对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的锥心之痛和难以解脱的日夜折磨,还要设法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每一项都如千钧之重。
而亲人的相认并不是解救的结束,多数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都需要被“解救”。团聚,绝不是一场相会,而是漫长的磨合与碰撞,有时甚至血泪交加。
“我们始终面临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和难以定量的情感,在追求法律公正之外,还要尽力修补人伦裂痕。”广州市公安局打拐民警刘彦佑说。
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罗艳不敢想,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团圆,要花掉她整整22年的青春。这几乎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
“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罗艳和张某某符合亲生关系。”2021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花都区公安分局举办的“团圆行动”认亲会上,刘彦佑向罗艳宣读了亲生关系鉴定文书。
随后,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进来,罗艳上前一把抱住儿子,一个劲哭着说:“妈妈找你太久了……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2年,八千多个日夜,这是一份“不愿放弃的母爱”。
50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1999年7月16日,她带着11个月大的儿子小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正在筹备孩子一周岁生日时,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从此踪迹全无。
此后22年里,她独自一人,一边打零工,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一边满世界找儿子。她去过广东、福建、四川很多地方,哪里有打听到人贩子的同名人,她就扑到哪里去。一次次满怀希望去、载着疲惫回。
房租交不起,她从出租屋搬出来,在天桥下睡了三个月。之所以选择天桥,只是因为夜里还有流浪人员相伴,“比较安全”。
“有几次我苦得不想活了,只是可怜我那个身体不好的女儿没人养没人疼,咬咬牙又挺住了。”罗艳哽咽着,眼泪夺眶而出。她用力揉着眼,抹掉滚落的泪水。
为了寻找人贩子,她将原来的名字“罗文端”改成“罗艳”,以免打草惊蛇。她前些年还把家安在了人贩子老家旁边的镇,以便能及时打听他们的动态。
“现在想想,全靠心里那口气撑着才活过来。”罗艳说,“哪怕还有一口气,我也要找到儿子。”
苦心人,天不负。2020年,广州公安在积案排查中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经过不懈努力,各方面调查线索和技术力量汇聚,2021年春,藏匿22年的人贩子分别被广州花都警方抓获。
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原本我们也以为抓到了人贩子,孩子很容易找了,没想到现实生活还在出难题。”刘彦佑告诉记者,两个人贩子对在1999年7月左右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讳,但时过境迁,汕头当地拆迁重建,早已物是人非,两名人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给警方的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12月,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片,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经过DNA复核鉴定,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22年的小蔺川,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
2021年岁末,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22年的团圆不跨年,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这场认亲会,让他们一家人团圆。让人欣喜的是,认亲现场,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四川老家一趟看看。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我也是一个9岁孩子的父亲,每当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了,我心里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也会忍不住流出泪水。”刘彦佑说。
6年多的打拐工作中,让刘彦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
几年前,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像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16年前被拐,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但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他,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技术比对要求。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照片,夫妻俩不舍得拿出去,怕丢了就一点念想都没了。”刘彦佑说,最后反复沟通,孩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也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回她被拐16年的孩子。
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打拐: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
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刘彦佑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是他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说话要婉转,为了降低孩子的警惕心,最好有老师在一旁陪伴。
在打拐之前,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抢犯罪,“虽然都是破案、追赃,但打拐找回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2004年,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16年间,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但迎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19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被拐近16年的孩子。孩子被拐时只有2岁,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
解救孩子,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佑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告诉孩子的父母,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思虑再三,孩子的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忍不住,我太想孩子了,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吗?”“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虽然暂时无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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