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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时间:2021-12-19 来源:eisar.com.cn 作者:月夜星空文库网

第1章 故乡

菲尔特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亨利·基辛格,2004年

如果传主断然否认自己的童年对其后来生活的影响,那么,传记究竟该从何处入手?

常有人说,基辛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长大,这段经历“给他的……青春期留下了痛苦的阴影”。比如,“基辛格感到自己会不断遭遇无法预测的暴力,这一点显然在他内心深处定下了某种基调,他后来的态度(包括对核战争的态度)可能就建立在这种基调之上”。另一位作者猜测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害怕回到魏玛共和国充斥着暴力、混乱和崩溃的局面”。这位作者声称,要理解基辛格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的态度,只有参照他年轻时代在德国的经历。的确,他的整个哲学和政治观都有着深厚的德国根源。“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之后……他深信……民主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基辛格一辈子都是文化悲观主义者。

基辛格本人曾多次表示上述说法不值一提。1958年他回到巴伐利亚的故乡时宣称:“我在菲尔特的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有意思的事、好玩儿的事一件都想不起来了。”1974年3月他接受《纽约邮报》记者艾伦伯格采访时,轻描淡写地承认小时候在纳粹德国“经常在街上被人追赶、痛打”。但他很快补充道:“那段童年经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并没有感到不快乐,也并没有强烈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对孩子来说,被人追打不是什么大事……现在流行什么都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释。但我告诉你,童年时期那充斥着政治迫害的成长环境不是我这一生的决定因素。”

基辛格写就的从政生涯回忆录只有一次提到他在德国度过的童年。2004年,他说他的故乡对他无关紧要。因此那些想从他的德国犹太裔出身寻找他政治生涯关键点的人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我受过纳粹的影响,很不愉快,但也不至于影响我和同时代的犹太人的友谊,因此我不觉得很痛苦……我不同意他们从病理上所做的解释,说什么我酷爱秩序、不爱正义,还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深刻理解国际体系。我不关心国际体系。我关心的是我生活的城市的足球队排名。

基辛格后来乐意重游菲尔特,更让人以为他的青春期并不痛苦。1958年12月访德期间,他回到故乡,当时他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副主任,这次他回德国,当地报纸用两个段落的篇幅做了报道。17年以后,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来到菲尔特接受“市民金质奖章”,陪同人员除了他的妻子,还有父母和弟弟,这一回,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这次访问经过精心设计,是为了庆祝(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美德两国人民重新恢复友谊,非同凡响”。当天,巴伐利亚名流会聚一堂,基辛格和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相互致辞,而这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

(基辛格宣称)在核灾难的阴影下……我们不能臣服于所谓的历史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建立国际关系体系,确保各大洲的稳定和各国人民的安全,通过共同利益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讲究约束和克制。我们的目标就是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正在争取的和平,那是持久的和平,因为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护和平,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

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基辛格父亲路易斯的即兴演讲,这是1938年以后老人第一次回德国。尽管他提到那年是“被迫离开”德国的,但他反而慷慨地谈起菲尔特早年的宗教宽容传统。(“几百年来,德国许多城市充斥着狭隘的观念与偏见,但在菲尔特,不同信仰和谐共存。”)他儿子在故乡获得荣誉不仅仅是因为他功成名就,而且因为他就像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中的主人公特里基斯一样:

认为他的毕生工作就是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促进、维护世界和平。他与美国总统并肩工作,志存高远,要把世界带入一个各国相互理解、和平合作的时代……我们当父母的感到很满足,今天世界各地都看得见基辛格的名字,它成了“和平”的代名词;基辛格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和平的同义词。

那是1975年12月。安哥拉已开始内战,距葡萄牙殖民统治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就在基辛格访问菲尔特的前几天,巴特寮在越南和苏联支持下推翻了老挝国王,而印尼军队入侵了刚刚独立的东帝汶。授奖仪式刚过8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被人击毙。那个月的报纸上充斥着恐怖主义暴行的行为: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施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维也纳施暴、南摩鹿加群岛分裂主义者在荷兰施暴。就连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也发生了一起灾难性的炸弹爆炸事件。在一些年轻的德国社民党人看来,在这样的时刻给美国国务卿授奖似乎不合时宜。或许只有在场的年纪大的德国人才能明了基辛格讲话的意义。他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是和解而非权力让人们充满自豪;迎接这样一个时代,信念是道德力量而非偏狭与仇恨的源泉”。这些并不是空话。在基辛格一家看来,这次“回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们落魄到背井离乡,而今归来却被奉为上宾。

1923年5月,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在菲尔特。那一年世界也动荡不宁。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斯伍德在一场种族暴乱中被夷为平地,6人丧生。6月,保加利亚总理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后来遇难)。9月,西班牙的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夺权,日本则发生关东大地震。10月,另一位军事强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政治余波中缓过神来。从爱尔兰到俄国,很多国家的血腥内战正刚刚走向结束。俄国革命是一场人类的浩劫,牺牲了成百上千万人。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也是在10月,被迫下台回到老家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自从1918年遇刺以来,他虽然捡回一条命,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

然而,1923年经历了最剧烈动荡的莫过于德国。1月,法比联军报复德国未履行《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职责,占领煤产地鲁尔区。德国政府呼吁大罢工。这次危机对德国货币是致命一击,顷刻之间,德国马克几乎变成一堆废纸。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共产党试图掌权,在莱茵兰、巴伐利亚、萨克森甚至汉堡等地发起分裂运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大啤酒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起暴动。希特勒并非靠这种花招夺权的穿制服的煽动家的第一人,就在一年前,贝尼托·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成功夺取意大利政权。德国国防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德国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冯·斯特来斯曼和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共同努力,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开始了货币改革与稳定化的进程。

当此乱世,在德国中弗兰肯的菲尔特,海因茨·基辛格降生了。

我们的城市极其沉闷,令人窒息,没有一座花园,到处是煤烟,有1 000个烟囱,机器和铁锤咣当作响,到处都是卖啤酒的,生意人和手艺人表现出一种阴沉而肮脏的贪婪,人口密集,这些人都很小气吝啬,穷且不说,还没有爱心……城市四周,有一片贫瘠的沙原,工厂排出的污水脏兮兮的,一条小河缓缓流淌,河水浑浊,水沟清一色地笔直排布,树林荒疏,村庄凄凉,采石场丑陋不堪,满地灰尘、泥土,扫帚到处都是。

菲尔特是一座缺乏魅力的城市。1873年,作家雅各布·瓦塞尔曼出生于此地,他在回忆时说它“根本看不出轮廓,比较干旱和贫瘠”。与旁边历史悠久的纽伦堡比起来,真是大相径庭。纽伦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大重镇之一,举目可见“古老的房屋、庭院、街道、教堂、桥梁、喷泉和城墙”。两座城市相隔不过5英里,坐火车一会儿就到了,但用瓦塞尔曼的话来说,它们相邻极不协调,“这个是古老,那个是新近,这个是艺术,那个是工业,这个是浪漫,那个是工业制造,这个规划考究,那个毫无规划,这个有模有样,那个残缺不全”。肮脏的工业城市菲尔特和南部安斯巴赫周边漂亮的乡村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那里“有花园、果园、鱼塘、废弃的城堡、充满传奇色彩的遗址、乡村集市,还有淳朴的人民”。

菲尔特首见于文献是在11世纪,中世纪和现代初期因德意志政权分裂,几经繁华与萧条。该市一度为班贝克主教和安斯巴赫总督共管。但是这种松散的管理体制致使菲尔特在17世纪上半叶那场蹂躏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中沦为废墟。(菲尔特西南不远处就是旧要塞,1632年阿尔布雷赫特·冯·瓦伦斯坦在此击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自1806年起,菲尔特归属于巴伐利亚,这座城市得益于19世纪同时发生的两大变革:欧洲大陆工业化与德国统一。1835年,德国修建的首条铁路路德维希铁路贯通纽伦堡和菲尔特绝非偶然。雷德尼茨河岸边的小镇菲尔特旋即充满活力,成为德国南部制造业的枢纽之一。当地的一些公司(如S.Bendit & S?hne)生产的镜子、眼镜及其他光学仪器令菲尔特闻名遐迩。铜器、木制家具、金叶装饰品、玩具、钢笔等物品,菲尔特都能生产,还经常出口美国。这里的啤酒厂也享誉德国南部。这些厂家很少有大规模生产线。多数公司都是小公司,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84%的工厂的雇员都不到5人。当时的生产技术都比较原始,工作环境(尤其是生产时会使用大量水银的镜子工厂)通常十分危险。然而,这个城市的发展活力不容小觑。1819—1910年,这里的人口增长了4倍多,从12 769人上升到66 553人。

游人来到巴伐利亚探胜寻幽,会感觉菲尔特有碍观瞻。20世纪初,英国艺术家阿瑟·乔治·贝尔在同夫人前往纽伦堡途中,乘火车探访了菲尔特。夫妇俩对当地的城乡差别也深有感触:

田野和牧场,葡萄园和啤酒花种植园相连成片,没有篱笆分隔,一群群农民生活其间,为这里平添了些许生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辛勤劳作,他们作业方式原始,用的是粗陋的农具,比如在别处早已废弃的镰刀。而且经常能看到两头奶牛或黄牛拖着一台脱粒机在田野上缓缓爬行,操作脱粒机的人半睡半醒,扶着机器,步履沉重地前行……

火车离菲尔特越来越近了,脑海里那种原始农耕生活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预感更是有增无减。火车喷出一团浓浓的烟雾,驶过两旁丑陋的房屋,终于抵达本次旅行的终点。

简言之,菲尔特聚集着一批丑陋而烟尘弥漫的血汗工厂,要是没有这样一个现代的毒瘤,那里该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王国。

即便如此,菲尔特也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遗迹。每年9月底,城里人都要庆祝圣米迦勒节(现在依然如此),这个节日为期12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100年左右修建圣米迦勒教堂这件往事。菲尔特市还有自己的神秘剧,源自圣乔治传说,说的是勇敢的青年农民乌多不畏强暴,从当地恶霸手中救出市长的女儿。尽管有这等奇风异俗,菲尔特依旧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聚集的城市,跟弗兰肯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全市人口2/3以上是路德派教徒。跟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新教城市一样,菲尔特市民有着非常丰富的社团活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市社团多达280个左右,从歌唱团到集邮协会应有尽有。1902年,一家新剧团开门营业,完全由382名个人会员出资支持。菲尔特的这个文化中心当然不能与纽伦堡的相提并论,但是好歹其社团歌手是自己请的:他们的首场演出曲目是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然而,歌剧还不是该市最流行的娱乐项目。最受欢迎的当属足球。菲尔特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6年,成立刚满8年就在英国教练威廉·汤利的带领下夺得全国冠军。菲尔特队还要跟比它强大的邻市球队较量。1920年,这两支球队打入全国决赛(菲尔特失利)。4年后,德国国家队所有球员全都出自菲尔特和纽伦堡队,不过话说回来,两家俱乐部的竞争非常激烈,球员外出参赛都是各坐各的车厢。

足球原来是一项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也是,从20世纪初以来它在菲尔特就很受欢迎,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也很大。政治也是如此。想当初1848年革命时,菲尔特已经被称为“民主党老巢”(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政治激进主义意味)。全市人民积极组建巴伐利亚进步党,该党于1863年成立。5年后,菲尔特市的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尔·勒文施泰因成立工人协会“未来会”,它很快被吸收成为全国性的德国社民党的一部分。19世纪70年代,社民党只有与左翼自由人民党联合起来才能在埃朗根–菲尔特选区获胜。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社民党已经掌握了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大多数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只有“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淘汰了社民党候选人,结果直到1912年,“红色菲尔特”才选送了一名社民党代表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

菲尔特获得红色城市之名有两点显著原因。最明显的一点是,该市制造业中技术熟练且加入工会的工人非常多。第二点是,该市有大量犹太人口。当然,并不是市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像勒文施泰因那样是左派。但人数不断增长的德意志右派煽动者认为时机已成熟,因而推动清除社会主义和犹太主义成为合理说辞。

自1528年以来,菲尔特就住着一群犹太人。往前推30年,纽伦堡仿效其他欧洲城市和国家驱逐犹太人,而菲尔特却收留犹太人。事实上,直到16世纪末之前,菲尔特市政府一直鼓励犹太人在此定居,这样就可以从集中于纽伦堡的贸易活动中分得一杯羹。17世纪初,菲尔特就有了自己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学院,1616—1617年仿照布拉格的平卡斯教堂建立了首座犹太教堂。学院院长霍罗威茨在当地生活了4年(1628—1632),赞扬道:“菲尔特这个宗教社区,城市虽小,但在我看来跟安条克一样了不起,因为这里的博学之士每天都在一起研习法典。”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犹太人来说是一段危险期,而菲尔特人却平安无事,只是克罗地亚骑兵团把教堂用作临时马厩时对建筑本身稍有损害。17世纪90年代又建了两个新教堂(克劳斯和曼海默)。到19世纪早期,全市共有教堂7座,其中4座位于舒尔霍夫一带,旁边就是公理会办公楼、举行宗教仪式用的澡堂及犹太人的肉铺。那时犹太人口还不到全市人口的1/5,后来城市扩大了,犹太人比例又有所下降(1910年只占4%)。1880年,该市犹太人数达到峰值,有3 300人,在巴伐利亚地区名列第三,仅次于慕尼黑和纽伦堡,在全德排名第十一位。

菲尔特的犹太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团结。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该市共有65个选区,2/3的犹太人只集中居住在其中的15个选区。人们可以从房屋门口的经文匣辨认出犹太人家,经文匣是一个小金属盒,里面装着牛皮纸经卷,上面有一个希伯来文字母(?),是上帝之名全能者的简称。当然,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很多是商人、专业人士或政府职员,在经济上与周边的非犹太教社群融合得很好。但他们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却保留了自身特点,有自己的一些协会和社团:医疗保险协会、殡葬协会、嫁妆协会、客栈老板协会及体育俱乐部。难怪19世纪的讽刺作家莫里茨·戈特利布·扎菲尔称菲尔特为“巴伐利亚的耶路撒冷”。

但是菲尔特的犹太人中也有一个严重分歧:一方是改革或自由少数派,一方是正统多数派。支持改革的,比如1831年担任首席拉比的伊萨克·勒维希望犹太礼拜应该向基督教礼拜转变。在其影响下,主要犹太教堂采用了更近似于基督教教堂的格局,1873年,高桌被换成了靠背长椅,还添置了风琴,礼拜者不再着披巾。德意志犹太人掀起了一场同化浪潮,试图从外表消除与基督徒的差异,希望能由此实现法律上的完全平等。更有甚者,少数犹太人转信基督教,或者接受政治左派的极端怀疑论。但是,菲尔特的大多数犹太人反对改革运动。因此,虽然自由派犹太教徒控制了主要犹太教堂,舒尔霍夫一带的小教堂却成为正统派的天下。两派的分化也延伸到了教育领域,改革派的子女和非犹太教人的子女一起上的是公立学校或女子学校,而正统派犹太人家的子女上的是犹太中学,位于布卢门街31号,星期六没有课。

到现在,一般人可能不会记得,1914年以前德意志同化犹太人的工作很成功。当然,形式上还是有一些限制。1813年的巴伐利亚犹太人管理规定同意授予犹太人巴伐利亚市民身份,但对一个地方的犹太人数量设定了限额,所以19世纪中期菲尔特市的犹太人数量停滞不前,1880年后其数量还有所下降,这便不难理解了。那条法规直到1920年都有效力,只是在1848年以后出现过短期放宽。但实际上,菲尔特的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最晚也就是1900年的事。他们不仅能够参加地方、州及国家的三级选举投票,还能担任地方法官。他们在地方法律、医疗和教育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据一位菲尔特市的犹太人回忆,他的家乡产生了“第一位犹太律师、第一位巴伐利亚饮食犹太代理、第一位巴伐利亚犹太法官、第一位犹太校长”。当地杰出的犹太人之一是出版家利奥波德·乌尔施泰因,他1826年生于菲尔特,1899年去世,去世前是德意志几大报业巨头之一。1906年,另一位犹太名人铅笔大亨海因里希·贝罗尔兹海默在遗嘱中写明向该市捐建一所贝罗尔兹海默学校,“作为大众教育之家”,“为全体市民服务……不分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这座建筑包括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图书馆和大礼堂,象征着德意志南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融合的顶峰。

尽管如此,总有人心存怀疑。作家雅各布·瓦塞尔曼1873年生于菲尔特,父亲是个不得志的商人。1921年瓦塞尔曼出版了一部回忆录,回顾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他回忆道,19世纪中期对犹太人的限制,“比如对居住人数、活动自由及职业的限制……不断助长了险恶的宗教狂热、犹太人聚集区的顽疾和居民的恐惧”。他也承认,这种种限制到他青年时期已不复存在,所以他父亲竟然得意地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宽容的时代!”

就衣着、语言和生活方式而言,犹太人已经被彻底同化了。我念的是一所公立学校。我们跟基督教信徒共同生活、交往。进步的犹太人,我父亲也算一个,感觉犹太人只是在宗教礼拜和宗教传统的意义上存在。宗教礼拜主要是为了逃避现代生活的诱惑,这一活动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那些秘密的非世俗的狂热分子组织当中。传统变成一种传奇,最终沦为一句空话,徒有其表。

读瓦塞尔曼的回忆录要慎重。一方面,他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自学成才的无神论者,看不起他父亲那种机械的眼光;另一方面,他又热爱德国文学,只要发现一丁点儿种族偏见的苗头,就觉得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不过他对菲尔特犹太人的宗教、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谓无与伦比,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回忆道:“宗教是一种研究,不好玩儿。一个没有灵魂的老头儿毫无灵气地给我们讲课。即便到今天,我还时常在梦里见到他那张邪恶自负的老脸……他把那些规则生硬地塞给我们,我们根本不懂希伯来语,他却要我们机械地翻译那些陈旧的祈祷语;他教的那些东西都毫无价值,非常死板,老掉牙了。”

礼拜就更糟了。完全是例行公事,一帮不虔诚的人聚在一起,只是习惯性地举行仪式,闹哄哄的,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不过是机械操练而已……保守正统的犹太人在所谓的犹太教堂举行仪式,礼拜堂很小,通常是在毫不起眼的偏僻的小巷子里。在那里还能见到伦勃朗画的人头像和人物肖像,狂热的脸庞,苦行僧一样的眼神,好像充满了对被迫害的难忘记忆。

有段时间年轻的瓦塞尔曼表现出对斯宾诺莎作品的兴趣,他父亲用神秘而阴郁的腔调警告他,这些书谁看了,谁就会疯掉。

瓦塞尔曼清楚地看到了同化背后的实质。一天晚上,家里的基督教女佣把他抱在怀里,说:“你可以当一名好基督徒,你有一颗基督徒的心。”他听了很害怕,“因为话里暗中包含了对犹太人的谴责”。他到非犹太裔小朋友家里去玩,也感受到同样的矛盾心态:“孩提时代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基督教邻居几乎每天形影不离,那里有我们的小伙伴,有我们的保护人……但总会感到他们有一种警惕感和陌生感。我不过是一个客人。”

住在菲尔特的犹太人要逐渐习惯瓦塞尔曼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东西:“街上抛过来的一个讥讽的称呼、恶意的眼神、讽刺的表情,一种司空见惯的鄙夷,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更糟糕的是这种态度不仅仅局限于菲尔特。

瓦塞尔曼在巴伐利亚部队服役时,也曾遇到那种渗透到国家肌体中的沉闷、顽固而又无声的仇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还不足以描述……里面包含着迷信和刻意妄想的成分,狂热恐怖和神父启发的冷漠成分,对被冤枉、遭受背叛的人的那种无知与仇怨成分,有狂妄、虚假,还有一种可以说得过去的自卫武器,做作的恶意以及宗教偏执。其中夹杂着贪婪与好奇,残忍同时又害怕被人引诱或诱惑,酷爱神秘,鲜有自尊。就其成分和背景而言,这是一种独特的德国现象。一种德国式的仇恨。

曾有外国人问瓦塞尔曼:“德国人恨犹太人是什么原因?德国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回答令人震惊。

我的回答是:仇恨……

我的回答是:他们想找替罪羊……

但我实际上要说的是:如果不是德国人,便难以想象德国犹太人的心痛遭遇。德国犹太人——这两个词都必须强调。必须理解他们是长期演化过程下的产物。他们有两方面的爱,有两方面的挣扎,几乎被逼到绝望的边缘。德国人与犹太人:我做过一个寓言性的梦……我把两面镜子面对面放在一起,我感到这两面镜子里所映射、所保存的人像必将拼命厮打。

这些言论出版的时间是1921年,两年后,基辛格出生。这个性情乖张的瓦塞尔曼很可能就是某些人所说的犹太人“自我仇恨”的典型,但他对德国–犹太人忧郁性格的剖析却沉痛而有预见性。

基辛格家族的先祖是迈尔·勒布(1767—1838),一名犹太教老师,家住克莱内布施塔特,是巴特·基辛根(Bad Kissingen)的养子,1817年随养父姓基辛格(此举是为了遵循1813年颁布的巴伐利亚法令,该法令要求犹太人必须有姓)。他和第一任妻子生有两子,艾萨克和勒布,这位妻子在1812年产下勒布后就离世了。迈尔·勒布随后娶了他的妻妹,舍恩莱因。他们有10个孩子,但其中仅亚伯拉罕·基辛格(1818—1899)有子嗣。艾萨克和勒布的后人都是裁缝,亚伯拉罕的后人是教师。亚伯拉罕自己是一名出色的编织工和商人。他和妻子范妮·施特恩共生养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儿子:约瑟夫、迈尔、西蒙和戴维(1860—1947),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拉比。戴维在巴伐利亚与图林根交界的一个乡村给犹太人讲授宗教教义。1884年8月3日,他和卡洛琳(莉娜)·蔡尔贝格尔(1863—1906)结婚,莉娜的父亲是一位很富有的农民,给了女儿1万马克嫁妆。夫妻二人生了8个孩子:珍妮(1901年去世,年仅6岁)、路易斯(1887年2月2日出生)、艾达(1888年出生)、范妮(1892年出生)、卡尔(1898年出生)、阿尔诺(1901年出生)、塞尔马以及西蒙。

青年时期的路易斯·基辛格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聪明勤劳的犹太小伙儿的活广告。他18岁那年就开始教学生涯,那时他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更不要说大学毕业证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菲尔特市的一所以犹太裔男生为主的私立学校当老师,年薪1 000马克,外加每月255马克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主要教德语、算术和科学,一天工作4小时。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14年。1917年他正式成为菲尔特市市民,但他似乎在考虑工作调动,申请到巴伐利亚北部和上西里西亚去工作。后来接到调动通知时他又拒绝了。他等到30岁那年,参加了在菲尔特市高级男子学校举行的会考。有了这张文凭,就能到埃朗根大学上学。更重要的是,这样他就能申请该市一所公立学校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位了,那是一所高级女子中学,现称海琳娜–朗格中学。1921年他被聘为骨干教师,实际上成了一名高级公务员。尽管他还在教算术和科学——似乎同时也偶尔在市商业学校兼职授课,但他更喜欢教授德国文学。他对学生比较宽容,女生亲切地叫他“基斯”。他喜欢给学生介绍德国古典诗歌,如歌德的《鹰与鸽》、海涅的《如今去哪里》等。第二首诗后来平添了一份痛楚的个人意味。那首诗是在1848年革命后写的,被流放的海涅对前路举棋不定:如果他在故乡德国面临死刑,他该去哪里?

如今去哪里?我愚蠢的双脚

欣喜地迈向德国,

但我聪明的脑袋直摇,

仿佛告诉我,“不要”:

战争很可能要结束,

但是军法依然有效……

有时我会寻思

应该扬帆远航美国,

去那个安稳的自由之地吧,

那里有热爱平等的人们在欢呼。

不过我害怕那样的国家,

他们口里嚼着烟草,

他们玩保龄球又没有君主,

他们随地吐痰而不用痰盂。

路易斯·基辛格自然跟海涅一样更爱自己的故乡。他也像海涅一样感到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德国人。

路易斯·基辛格爱国这一点是无疑的。他是宣称为了“有着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市民”而成立的全国性协会的会员。他跟大多数同辈德国人不一样,没有参加过“一战”,不是他不参军,而是他身体不好。基辛格家族的其他人都在巴伐利亚军队当过兵,巴伐利亚军队规模虽然不大,但比普鲁士军队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瓦塞尔曼的经历是个例外。路易斯的弟弟卡尔当兵打过仗,下面我们会看到,他未来的岳父也应征入伍。他有两个姻亲兄弟在战场上牺牲。对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犹太人来说,对德意志帝国忠心耿耿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为国捐躯。有人说上前线打仗的犹太人很少,伤亡的犹太人不多,这遭到路易斯·基辛格所在的爱国组织及其他爱国组织的愤怒反击。然而,路易斯·基辛格跟某些同龄人不一样,他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他坚定不移地信仰菲尔特市的正统犹太教,参加布雷斯劳尔拉比主持的犹太教会堂礼拜,不参加对立的改革派贝伦斯拉比主持的会堂活动。跟布雷斯劳尔一样(与弟弟卡尔不同),路易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忧心忡忡,这场运动号召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种想法当时对巴伐利亚的犹太人特别有吸引力。他妻子后来回忆道:“他(路易斯)知道犹太复国领袖西奥多·赫茨尔等人和所有事。他知道但从不相信……他很虔诚,但也很单纯,什么都相信……他研究过犹太复国主义,但接受不了。他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德国人。”

说这番话的葆拉·基辛格于1901年2月24日出生在菲尔特市以西35英里的一个村子。她父亲法尔克·施特恩是一位家产殷实的农民、牛贩子,是当地犹太人组织的中流砥柱,当过15年主席。女儿出生刚刚三天,法尔克和弟弟戴维合伙买下了现在依然屹立在集市广场8号的那栋大房子。葆拉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能够流利地阅读希伯来文,恪守教规,从不外出用餐。然而,这里跟菲尔特市一样,虽然有宗教分隔,但并没有社会隔离。葆拉的儿时密友就是一个新教徒,叫芭贝特·“芭比”·哈默德。葆拉后来回忆道:“希特勒出现之前,根本看不到、感觉不到什么叫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小朋友偏偏喜欢找你玩,要跟你玩。”她刚满12岁就死了母亲,父亲很伤心,把聪明的女儿送到菲尔特市女校上学,她跟姨妈贝尔塔·弗莱施曼住在一起,她姨父在希斯辰街上开了一家犹太人肉铺。

法尔克·施特恩虽然死了老婆,自己也四十五六岁了,但1915年还是应征入伍,到比利时当步兵,11个月后退役。他复员后,叫回葆拉给自己和弟弟料理家务。她回忆说:“那年我18岁,在小镇上感到特别孤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生活……思想上很空虚。我只好到相邻的城市图书馆借书看。”她开始梦想去“遥远的地方”,但成天只能围着锅碗瓢盆转。“姨妈……教我做饭,可我讨厌做饭。我要读书,她到厨房发现我没有做饭,坐在那里看书。”1918年4月,父亲续弦,她就离家出走。不久,她在德国北部的哈尔贝施塔特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在一个富裕的开钢铁厂的犹太老板家里带4个孩子。虽然生活仍不太理想,但这家人在哈尔茨山的避暑别墅总比洛伊特尔斯豪森的厨房好多了。有一次她去菲尔特市走亲戚,有人介绍她认识了其母校的新老师。尽管路易斯·基辛格比她大14岁,两人还是很快就在一起了。1921年12月两人订婚。8个月后,1922年7月28日,两人结婚。

路易斯和葆拉结婚的时候正值一场暴力革命,其暴乱程度堪比90年前让大诗人海涅被放逐的那场革命。就在正式确立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意志帝国政权已经被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颠覆。1918年11月9日,菲尔特由一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临时掌管,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高高飘扬。1919年4月,革命人士试图与仿效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慕尼黑“革命中央委员会”结盟。但是与德国其他城市一样,菲尔特社民党人否定了布尔什维克模式,仅仅隔了4天,市政府就重新掌权。然而,革命并未就此结束。从1919年到1923年,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每年至少发动一次起义,企图推翻新建立的魏玛政府(因起草宪法的图林根市而得名)。在政治暴乱的同时,社会经济状况也不稳定。为了证实《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性债务不是可以持久维系的,魏玛大臣有意识地推行赤字金融和印钞政策。其短期效益是改善了投资、就业和出口,但长远来看却造成了灾难性的严重通货膨胀,对金融体制、社会秩序和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产生了永久性破坏。“一战”前夕,德国马克的汇率一直是固定的,按金本位计算与美元的比率是4.20︰1。1923年5月27日,星期天,海因茨·基辛格出生,在那一天1美元可兑换近59 000马克纸币。年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0%。1923年年底,通胀率达182 000 000 000%。1马克纸币面值仅相当于战前的一万亿分之一。

不用说,基辛格家的新生儿对此一无所知,但却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就是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务员群体。物价飙升,出于自保,工人阶级至少还能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怎么能这样做呢?“一战”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起初实际上保持不变,1922—1923年经济衰退时最终减少了30%左右。相比之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部分,公务员工资降幅为60%~70%。与此同时,像基辛格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存款已经荡然无存。魏玛政府的极度通货膨胀引发了大幅的社会调节现象,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人损失最为惨重。直到1925年1月,他才攒到足够的钱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的大家庭搬出马蒂尔德街23号一楼那套狭窄的公寓,搬到附近的马利恩街5号,海因茨的弟弟沃尔特就出生在这里。

基辛格曾经开玩笑说,要不是因为希特勒,他可能这辈子“都在纽伦堡做学者,过着平静的生活”。事实上,他小时候似乎就不像他父亲那般用功好学,不大可能子承父业。他母亲后来回忆,刚开始送他和弟弟上幼儿园,哥俩儿“很讨厌上幼儿园……很调皮,老师管不了……送去就跑,害得我到处找”。上完幼儿园后,两个孩子上了一所老牌私立学校,他们的父亲一开始就是在那里当老师的:1931年拍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和一位叫墨兹的老师,另外还有8个学生(5个是犹太人)。对于海因茨·基辛格小时候学习成绩是好是坏,同时代人看法不一。梅纳赫姆(原名海因茨)·利翁最后移居以色列,他后来承认“很羡慕他(指基辛格)的作文……无论是形式、风格还是思想都高人一筹,经常被念给全班同学听”。有些人却回忆说他在学校属于“中不溜儿”。西蒙·伊利达在犹太中学教过他英语和德语,他回忆道:“他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很突出……是个很有活力、风趣的年轻人,但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英语并不令我刮目相看,到今天似乎也是如此。”

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基辛格哥俩儿在一个氛围非常严肃的正统犹太家庭长大。梅纳赫姆·利翁记得“每天上学之前都一起去会堂做礼拜。星期六利翁的父亲教哥俩儿念经。他们三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埃兹拉的正统青年俱乐部”。基辛格的好友奇波拉·乔希博格的回忆大同小异。基辛格7岁时,一位堂兄弟约翰·海曼住进了他们家。海曼后来描述:

有一个星期六他和亨利在开戒区域边上溜达,大家都知道边界里面就是犹太人生活区。过了边界,按照犹太教的教义,正统犹太人是不能手里拿东西、口袋里装东西的……他和基辛格过了边界,基辛格停下脚步提醒他“带东西”是不允许的。于是他们从口袋里拿出手帕系在手腕上。

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海因茨·基辛格开始反抗父母的生活方式,叛逆心越来越重。父母的娱乐活动是上菲尔特剧院听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父亲的业余爱好是读席勒和蒙森的名作、写地方志。而海因茨的最爱是足球。

当时的菲尔特足球队值得一追。1926年和1929年他们是德国冠军,两次决赛都击败了柏林赫塔足球俱乐部;1923年和1931年两次打入半决赛。同期他们还4次获得南德国杯冠军。菲尔特和纽伦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顶级对决的剑拔弩张之势比起其他欧洲邻国宿敌球队的对阵情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海因茨·基辛格很快成了一名菲尔特队的狂热球迷。他后来回忆道:

菲尔特对足球来说就像格林湾对美式足球一样。城市虽小……,10年间拿了三次德国冠军……。我6岁左右开始踢球。我爷爷在菲尔特附近有个农场,里面有个很大的院子,我们就临时凑人在那儿踢球。有一段时间我当守门员,后来踢球时,手部骨折。再后来我改踢右内锋,然后踢中场。一直踢到15岁。其实我球技并不是很好,尽管我踢得很卖力。

海因茨·基辛格虽然不是了不起的运动员,但他善于排兵布阵的才能已初露端倪,他为球队设计了“一种打法,后来竟成了意大利队的打法……就是逼着对方球员不让他们进球,把他们都逼到后面当防守队员……10个人在球门前一字排开对方很难进球”。他对足球的狂热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段时间父母禁止他去看菲尔特队的球赛。

海因茨·基辛格与父母发生争执还不仅仅是因为痴迷足球。据他儿时的朋友回忆:

海因茨·基辛格会在我家玩很长时间。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他总是骑自行车过来。他喜欢和我们玩。好像他跟他父亲闹矛盾。如果我猜得不错,他是怕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很迂腐……老是检查他的作业,把他盯得很紧。海因茨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没法跟父亲讨论问题,尤其是关于女生的问题。

后来利翁提到一件事,“基辛格带回家的成绩单只有一次他父亲不大满意,就是他开始注意女生以后,或者是女生开始注意他以后。当时他才12岁,就已经有女生追他了,但他根本不把她们放在眼里。他的初恋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据利翁说,他和基辛格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带女朋友到当地的公园散步。有一次,他和女朋友散步回家晚了,父母说他被基辛格带坏了,一个星期不让他去见“基辛格家的那个小子”。后来父母把他送到一个训练营待了6个星期,“不让他跟海因茨·基辛格来往,谁都知道那是个好色之徒”。记忆弄人,这个故事讲了30年,很可能越讲越有味道。然而,就连基辛格的母亲也说,他的大儿子特别喜欢“对什么都守口如瓶,从不跟我们谈内心的想法”!基辛格家里也不是没有体罚,当时大多数人家里都有。用体罚让调皮的孩子乖乖听话还是值得的。

踢球、骑自行车、交女朋友、在祖父家过暑假……乍看起来,即便海因茨·基辛格如果在美国长大,他的童年生活也不过如此了。然而,这个聪明叛逆的孩子不可能注意不到德国从经济萧条跌入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自己身边发生的巨变——何况德国不幸的主要替罪羊就是他所属的宗教少数派。

1914年以前,德国犹太人的同化似乎很成功,但1914年以后却出现大逆转,当时的境况几乎导致种族灭绝,这是怎么回事?历史上这样的大难题为数不多。有一种观点认为(雅各布·瓦塞尔曼就持这种观点)同化并不彻底,德国文化中总有那么一丝侵略性极强的反犹太主义成分。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民众更加支持反犹太主义政策正是对同化的一种反作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危机造成的。1922—1923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1929—1932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反犹党派的支持率立即飙升绝非偶然。相较而言,犹太人是德国最成功的少数族群:人口不到1%而财富大大超过1%。而且,德国东部在领土和政治变革之后,涌入了所谓的“犹太各支”,这些人之所以引起公众非难,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同化。恶毒的反犹杂志《先锋报》1923年4月(也就是海因茨·基辛格出生前一个月)开始在纽伦堡出版,每周一期。每一期的头版头条都赫然印着一句话:“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在纳粹上台以前,巴伐利亚地区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限制犹太人权利,特别是1929年巴伐利亚州议会投票禁止犹太裔屠户参与祭祀仪式。

在某种程度上,菲尔特市犹太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们的非犹太教邻居在思想上是敌视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1923年9月1日和2日,诸多极右组织在纽伦堡举办了一个专门的“德国国庆节”,参加活动的代表途经菲尔特时遭到冷遇,当地人要求那些佩戴纳粹徽章的人把徽章取下来,否则就要强行扯下。一群纳粹党党员抵达菲尔特火车站时,大约有100名群众高喊:“推翻反动!”“干掉他们!”“打倒希特勒!”后来纳粹冲锋队队员唱起纳粹早期的一首歌曲,示威群众立即报以《国际歌》,并高呼:“嗨,莫斯科!”国庆节之后不久,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菲尔特成立,仅170人加入。1924年2月3日,该党试图在菲尔特举行会议,演讲者遭到共产党质问者的诘问,被迫落荒而逃,会议在混乱中草草收场。诚然,极右民族集团在1924年5月的全国选举中表现很好,赢得菲尔特市25%以上的选票,不过在全德范围内仅有6.5%。但是7个月之后再次选举情况大不一样,其支持率大幅度下降,仅占8%。就德国整体而言,只有经济党等小党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相对稳定的状况下蓬勃发展。1925年9月,纳粹在菲尔特举行隆重集会,演讲嘉宾可谓名流荟萃,有希特勒,还有《先锋报》主编施特赖歇尔。他们希望市里最大的集会场所之一盖斯曼会议厅被观众挤满,期待有15 000人到场,而实际到场的还不到1/3。当地纳粹党领导人、后来的但泽市市长阿尔伯特·福斯特可怜巴巴地欢迎希特勒来到“犹太人的要塞”。希特勒于是发表演讲,哀叹德国人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奴隶”。1927年菲尔特市纳粹党成员人数下降到200人。1928年3月希特勒来访,次年施特赖歇尔到访,均丝毫挽回不了颓势。1928年5月,该党在当地选票中所占比例降至6.6%。

在菲尔特及德国其他地区,是经济大萧条拯救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1914年到1933年是菲尔特的经济灾难期,因为该市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即便在1924—1928年的相对繁荣期,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1927年年初,失业人数超过6 000人,后来情况有所缓解,因为酿酒业和建筑业似乎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但是到后来形势再次恶化。到1929年6月底,3 286名工人靠三种失业者福利中的一种维持生计。1930年2月该数量跃升至8 000人,1932年1月底再创新高,达到14 558人。实际上,菲尔特的工人有一半失业。一度蓬勃发展的制镜业也严重衰落,从业人数从5 000人左右减至1 000人。玩具出口也彻底崩溃。受其影响的不仅有玩具厂工人,还有小商人。到了1932年10月,185名从前独立营生的手工艺人只能靠公共福利接济。但福利资助毕竟微乎其微,许多人只好靠乞讨和小偷小摸苟且度日。

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一直热议不断。当然,大多数解释都归因于当时美国政策的失误。美联储起先营造的货币环境太过宽松,致使股市泡沫膨胀,接着又使货币环境紧缩,致使银行系统崩溃。美国国会提高了已经很高的保护性关税。1933年以前联邦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应对经济危机。同时国内政策协调机制也彻底崩溃。“一战”期间和“一战”以后的巨额公共债务本可进行合理重组,但是经济紧缩政策实行后,债务却屡屡被拖欠或未予偿付。德国的情况更糟,没有经济实力却要建立福利国家,听任工会一再增加实际工资,容忍行业内的反竞争性行为。但是除了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其他势力也在推波助澜。虽然“一战”正进行得激烈,伤亡惨重,年轻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却仍然供过于求。出于战争的需要,农业、钢铁和造船业都产能过剩。

以上种种,生活在弗兰肯工业城市菲尔特的失业贫困市民并非全然不知。最大的挑战是要解释,造成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为什么他们偏偏最后就相信了希特勒说的那一套。纳粹取得重大突破是在1930年9月14日,在当天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从2.6%上涨到18.3%。他们在菲尔特的选票占23.6%,接近1928年的4倍。这仅仅是开头,后来支持率一直不断攀升。在菲尔特1932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希特勒赢得了34%的选票。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支持纳粹的选票比例升至37.7%,首次超过社民党。1932年7月31日,德意志帝国议会进行选举,希特勒赢得了38.7%的选票。纳粹在菲尔特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失利,但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得票率回升至44.8%。在那次选举中有超过22 000位菲尔特市民投票给纳粹(见下表)。

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纳粹在菲尔特和德国的选票

从全国范围来看,纳粹从老“资产阶级政党”,比如国家人民党、人民党和民主党处赢得的选票不成比例。社民党、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流失更是罕见。一些党派之所以不再忠诚于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少数派组织引导或调停的结果。这些组织包括德国民族主义行政工作者协会、君主制的皇家巴伐利亚故乡联盟、“忠于菲尔特”协会等保守组织以及基夫豪塞尔联盟等老兵协会。魏玛时期德国南部蓬勃发展的典型的原纳粹协会是青年巴伐利亚协会,协会成员自豪地宣称拒绝“纯理性的专门统治,那是法国革命的遗产”。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某些新教神职人员带有浓厚的“德国民族”口吻,这呼应了某些纳粹宣传常用的明显宗教语言。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1905年生于菲尔特,自青少年时期起就是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他而言,从他父亲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氛围转到民族社会主义易如反掌。他和当时的很多优秀学者一样,为纳粹所吸引。菲尔特市同时代的另一个人才路德维希·艾哈德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魅力所动,他算是一个异类。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在社会上受尊重的团体最终都投票赞成纳粹运动,这场运动有条不紊地将暴力变成一种选举手段,公开倡导暴力是一种政府策略。有人解释说原因很简单,纳粹比对手更善于有效开展活动。首先,菲尔特市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30年3月有185人,1932年8月增加到1 500人。新党员工作非常卖力。1932年年初警察局取消对集会的限制后,德国工人党几乎每周都举办活动,在当年首次选举之前的两个星期组织了不下26次会议。在1932年选举的预备阶段,纳粹举办了8场大型选举会议,几乎夜夜进行“晚间讨论”。但是暴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尔特市的大街小巷日益变得危险也不全是纳粹的问题。从左派的立场来看,共产党和帝国战旗等社会主义组织也喜欢进行闹哄哄的游行示威,扰乱对立政党的会议。20世纪20年代,纳粹发现菲尔特市的很多地方依然抱持敌对情绪。1932年4月9日,15名纳粹冲锋队队员离开亲纳粹的黄狮酒馆时,遭到钢铁前线成员攻击。两个月后,一位支持纳粹的人士被暴打,因为他是“斯瓦斯托克人”。另一位售卖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报的纳粹党成员也遭受同样的厄运。7月30日晚,纳粹车队从菲尔特机场驶向纽伦堡体育馆的途中,一群暴徒用土豆和石块进行袭击,警方只能袖手旁观,希特勒本人乘坐的汽车也未能幸免。1933年1月,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参加该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游行时,敌对情绪有所缓和。有一次在盖斯曼会议厅举行公共集会,共产党党员拒不支持国歌,最终引起一场更大的骚乱。

菲尔特不是芝加哥。共产党和纳粹之间的战斗没有动用武器。然而,这一切不法行为造成了潜在影响。一方面,人们渴望德国老式的“宁静与秩序”的理想;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也许要采用进一步的暴力行动才能以暴制暴。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抓住时机在市中心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火把游行,游行队伍穿过市区的各大街道。现在他们开始进攻了。2月3日夜晚,六七十名冲锋队员袭击了共产党开的一家酒馆。同月底,有人在国会大厦纵火,这为纳粹政府紧急法案“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国家”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因此1933年3月的竞选就能堂而皇之地在恫吓的气氛中进行。3月3日,菲尔特市又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火把游行。3月9日夜,大约1万至1.2万名群众聚集在市政厅外,观看红色纳粹党旗和抚慰人心的黑白红三色帝国旧旗冉冉升至塔楼上空,聆听副市长、施特赖歇尔的助手卡尔·霍尔茨宣告“德国革命”之事。霍尔茨宣布:“从今天起,巴伐利亚大清洗就开始了。我们要清除黑奴(原文如此)。即便是菲尔特,这个完全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这番话对包括忠诚爱国的路易斯·基辛格及其家人在内的菲尔特犹太人来说,预示着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他们即便抱着最悲观的心情也无法理解这种威胁。

第2章 逃难

如果时光倒流13年,我们重新来过那种充满仇恨和偏执的生活,那么我会感到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屈辱,每一步都充满失望。——1945年,基辛格家书

时值1934年9月末。菲尔特市一年一度的圣米迦勒节前夕,牧师保罗发表演讲,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感谢上帝“给我们派来了阿道夫·希特勒,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赶走异族不信仰神的部落,使众生免遭涂炭,他建立了新帝国,基督教将成为我们人民生活的基石”。

对菲尔特市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纳粹进行统治还不到8个月,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到1938年夏天,人们的生活在一天天变得更好,那种变化几乎从未间断。1933年1月依赖福利的人数超过8 700人。到了1938年6月,人数降到不足1 300人。纳粹统治期间,经济的确复苏了,菲尔特的市民有切身体会。

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市政厅上空飘扬着鲜红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旗,纳粹党徽和元首画像随处可见。有些街道的名称也变了。柯尼希斯华特大街改叫“阿道夫·希特勒大街”,主要广场更名为施拉格特广场,以纪念原纳粹“烈士”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此人因蓄意破坏被占领的鲁尔区的火车而被法国人处决,当时正逢基辛格出生前夕。的确,菲尔特没有可媲美纽伦堡一年一度大型集会的活动,也没有长达一周的节假日,无法吸引全国各地上百万的党员和附属机构的成员。但是这里每年至少也有14个官方节假日,比如5月1日的“人民节”(借用了社民党的“五一节”)和4月20日的希特勒生辰。对那些不喜欢上街游行而喜欢晚上看歌剧的人,城市剧院已装饰一新,重新开放,新老板准备了地地道道的德国经典剧目,有歌德的《艾格蒙》、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等。1935年2月11日希特勒亲临菲尔特,应邀观看了一场无伤大雅的轻歌剧《爱来做主》,这恰如其分地呼应了纳粹口号:“元首命令,我们服从!”

但是对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狂热掩盖不了胁迫和恐怖的现实。纳粹分子美其名曰的“同步”行动于1933年3月10拉开序幕,当天就逮捕了15至20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工会成员及社民党官员,占领了社民党工会总部。自由左翼市长罗伯特·怀尔德被无限期调离,副市长因年龄原因辞职。一星期后纳粹继续肃清“左”倾官员,公安局局长、市医院院长、医务长、医疗保险基金主席纷纷被迫退职。3月28日和4月5日又抓捕了一批共产党积极分子:大部分人被“保护性拘留”,这又是纳粹使用的一个委婉词语,意思是他们被送往新建的达豪集中营,在菲尔特以南100英里的地方。

“同步”行动在残酷地进行着,每星期都会对政敌提出新的限制。4月1日,报纸也不再具有自由,因为纳粹宣布从此以后《菲尔特报》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菲尔特地区的正式机关报”。当地议会也进行了重组,大部分成员都换成了纳粹党人,包括新的市长大人弗朗兹·雅各布(原为巴伐利亚议会纳粹代表)和他的两名副手。从5月10日到11日晚间,当地各家图书馆也遭到肃清,并且还举行仪式焚毁了一些“反动”图书。第二天,社民党菲尔特支部解散,时隔一个多月,6月22日社民党活动在全德遭禁。6月30日菲尔特的社民党领导人被捕,并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与共产党员关押在一起。所有老资格的中产阶级政党中本已有大量成员投奔纳粹,它们这时不是解散,就是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合并。青年巴伐利亚社团被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菲尔特所有的独立经济组织和运动俱乐部(连歌唱俱乐部和园艺俱乐部)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然而,从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成立之初,遭受最残酷迫害的便是犹太人。共产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后,两党的普通党员可以归顺纳粹。但只要被纳粹认定为犹太裔的人,包括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父母一方为犹太人的人,一律不在此列。要了解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环境,必须清楚纳粹政府是如何一点点、一天天地剥夺犹太人的权利的。从1933年到1938年,犹太人的不安全等级逐年上升。在菲尔特这样的城市,犹太人的生存境况尤为令人寒心。其一,希特勒诬蔑菲尔特是“犹太化”城市。其二,菲尔特旁边就是纽伦堡,这是一大“运动之都”,《先锋报》主编、中弗兰肯地方长官、臭名昭著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老巢就在这里。而且,菲尔特地处巴伐利亚州,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是州政委,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州政治警察局局长。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反犹措施和“自发”行动首先会殃及菲尔特,其惨烈程度将无出其右。

没有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读者一定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在5年时间内,无权从事任何职业或做生意,无法游泳或上学,失去言论自由;更严重的是得不到法律保护,被任意逮捕、欺凌、攻击,财产被随意征用。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菲尔特市,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市医院院长雅各布·弗兰克医生被停职、临时拘捕。还有两名犹太医生和一名护士也被解雇。一星期后菲尔特共有9名犹太医生失去工作岗位。随后纳粹将目光转向市区的大型犹太商业圈。3月25日,著名的犹太杂货店被迫关门,有人指控在该店销售的食品中发现了老鼠屎和动物毛发。6天后纳粹进行了游行示威,翌日全德掀起抵制犹太企业的运动,据称是为了报复一些美国犹太组织提议的反对德国的抵制运动。4月1日上午,冲锋队队员开始在市中心各处张贴海报,敦促市民“抵制犹太人!抵制犹太人的亲信!”,并悉数列举该市大小犹太商铺共720家,这至少占到了批发商的50%、制造商的24%、零售商的15%——犹太人口不到全市人口的4%,而市场份额这么高,实在令人瞩目。遭到抵制的最大目标要属犹太人开的“命运”电影院。接下来轮到了犹太公务员——包括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立学校老师。1933年4月出台“恢复职业公共服务法”后,犹太公务员一律被开除公职。另一个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里程碑是所谓的纽伦堡系列法的出台,该系列法在1935年纳粹党年会时制定,其中第一部“德国鲜血与荣誉保护法”严禁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非犹太人为家佣。

第二部法律“帝国公民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

中央政府制定了歧视犹太人的法规,但实际的执行者还是地方政府,有些地方有时还会在执行时变本加厉。隔离犹太人、不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进展因地而异。例如,在菲尔特,1933年8月酷暑时节,市政府禁止犹太人进入雷德尼茨河的公共洗浴区。1934年4月,市教育局强制规定公立学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5%。1936年,市内所有主要学校,包括女子学校、人文学校、中学、商业学校等无不得意地宣称本校“没有一个犹太学生”。从此以后,所有犹太人家的子女都只能上犹太人学校。

权利被剥夺了,尊严也随之丧失。《菲尔特报》源源不断地刊登反犹文章,全都是施特赖歇尔那种嘲讽的口吻。一篇报道的作者描述自己听到一个犹太学生唱德国国歌,幸灾乐祸地说:“啊,你们这些可笑的犹太人,德国正在建设中,你们一定害怕了吧!”1934年5月27日,施特赖歇尔本人被授予菲尔特市荣誉市民称号。他在接受荣誉时发表演讲,毫不隐讳地说:“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再次发生战争,所有弗兰肯的犹太人都会被枪毙,因为上次战争就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二年的狂欢节上出现了大量稀奇古怪的反犹彩车,小丑们装扮成滑稽的犹太人,摆出各种侮辱性的姿势。但是巴伐利亚地区的反犹太主义不仅仅只停留在演戏的程度。1933年冲锋队发起抵制运动的时候,已经明显表现出人身侵犯的意味。1934年3月25日晚,在菲尔特市西南30英里的一个村庄爆发了一次针对当地犹太群体的迫害事件,造成两名犹太人死亡:一人被吊死,一人被刺身亡。

至此,“民族革命”几乎失控,冲突愈演愈烈,不仅菲尔特如此,其他地区也一样,政府只好出动部队制约冲锋队。但是即便是在所谓的“长剑之夜”(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清洗了冲锋队的恩斯特·罗姆等领导人)以后,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在进行,只不过带有一些诱捕的性质。菲尔特市的主要犹太领导人之一西奥多·贝格曼因侮辱一名“雅利安”妇女被捕,他后来在集中营自尽。1935年3月10日,鲁道夫·贝纳里奥医生被捕,被强行从病床上拖走,当时他还发着高烧。他和恩斯特·戈尔德曼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双双被击毙,死因还是那句话,所谓的“试图逃跑”。一年后,三个犹太年轻人,也是菲尔特人,分别被处以一年、10个月、5个月有期徒刑,因为他们胆大妄为,竟然讲德国犹太人遭遇的“恐怖故事”。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在菲尔特俯拾皆是。1937年11月26日,市里一名72岁的犹太人竟敢暗示德国犹太人遭人迫害,他因此被处以8个月监禁。一年后,又有三名犹太人被捕,因为根据纽伦堡法律,他们犯有“种族侮辱”罪,被判处5到10年监禁。

对路易斯·基辛格来说,辛辛苦苦做到公立学校高级教员,受人尊敬,如今,转瞬间体面全无,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1933年5月2日,他和菲尔特市女子学校的一位犹太老师一道被“强行休假”,几个月后,“永久退休”。他还不到50岁啊!他儿子沃尔特还记得父亲被开除后“沉默寡言,总待在书房里”。但是对路易斯打击很大的不仅是被迫提前结束教师生涯。他妻子后来回忆道:“我丈夫的同事,以前那些同事,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他办了一所“学校,那些不能上公立学校的犹太孩子就有学上了……教他们商科课程,就是以前他教的那些课程”。奇怪的是,他没有去犹太实科中学教书,尽管1933年夏天他的两个儿子就开始在那里上学。从现有资料中很难看出他们兄弟俩怎么那么早就去了那所学校——赶在政府对公立学校强行下达犹太学生限额令之前。据基辛格自己说,父母是想让他们在那里念完4年初中再转到市立高中(这种情况在正统犹太人家并不稀奇)。然而,等他们读完初中,限额令已经生效。

犹太实科中学离基辛格家很近,一点儿也不差。校长至少聘请了一位有能力的教员赫尔曼·曼德尔鲍姆教算术、地理、写作以及经济和速记。曼德尔鲍姆喜欢用难题考学生。他上课时的口头禅是:“谁在叽叽喳喳?”但是基辛格的母亲回忆说:“学校的老师不算一流,聪明的亨利感到很无聊。两个孩子上学都不开心……他俩很沮丧,学习也不是很用功。”这些证据表明基辛格当时的成绩并不突出。哥俩儿沮丧还有一个原因:纳粹法律规定犹太孩子不得参与一切课外活动。他们不能到公共游泳池游泳,不能和非犹太裔孩子踢球,也不能观看他们喜爱的球队比赛,只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体育俱乐部,只能使用1936年新建的犹太体育俱乐部的设施,俱乐部的体育场在卡洛林大街。基辛格后来回忆:

犹太人1933年开始遭到隔离……但是有一支犹太球队,我参加了少年组。我们只能跟别的犹太球队比赛……那段时间,我只有在观看比赛、参加比赛时才会忘记周围的烦心事。我常常溜出去看地方球队打比赛,虽然这种事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你去看比赛被人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基辛格的同时代人并非都有遭遇街头暴力的记忆。尤勒斯·瓦勒施泰因跟基辛格兄弟俩上同一所学校,据他回忆,直到1938年,“我的朋友中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我们玩士兵打仗,互相串门,拿一些纳粹领导人开玩笑。我的非犹太人朋友从没骂过我,也没叫我脏犹太人”。但有些人(尤其是弗兰克·哈里斯和犹太孤儿院院长的儿子拉斐尔·哈里曼)却证实了基辛格的说法。那时,犹太孩子孤身一人在菲尔特街上走已经不大安全了。

不过那时除了体育之外还有其他的消遣。就在纳粹统治期间,年轻的海因茨·基辛格加入了正统犹太人联盟组织,德系犹太人犹太教律法的政治部,该组织成立于“一战”期间,一度自称为忠诚犹太人联盟。该联盟不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控制,旨在加强欧洲正统犹太机构,最终团结东欧和西欧的正统犹太教。40年后正统犹太教拉比莫里斯·谢尔还跟基辛格提到过该组织,他开玩笑说他“抽屉里还锁着一篇当时基辛格为联盟写的文章”。这篇早已被人遗忘的“文章”是基辛格现存的最早作品。里面包括一份由比基辛格稍大的一个犹太孩子利奥·霍斯特领导的埃斯拉正统青年组织的会议记录。那次会议是1937年7月3日召开的,当时基辛格才14岁,霍斯特18岁。参加会议的其他5名“成员”是:阿尔弗雷德·贝霍夫、拉斐尔·哈里曼、曼弗雷德·科施兰、汉斯·万甘施玛以及基辛格的好友海因茨·利翁。会议原始记录是基辛格手写的,既有苏特林文(老式德文),也有希伯来文。在此值得全文引用,以便读者了解他早期的宗教观和政治观。

我们下午3点45分准时开会。首先讨论宗教法。列出安息日的规定有哪些。我们讨论了哪些是违禁物(安息日不可携带的物品)。

大家区分出4种违禁物:

违禁工具——(禁止是)因为有特殊禁令(例如钢笔,钢笔是写字用的,安息日禁止写字)。

违禁饰物——(禁止是)为了预防破戒(例如佩戴的经文匣,是指平时上午犹太人礼拜时佩戴的装有圣经经文的小黑皮匣子,但安息日不能佩戴)。

违法违禁物——(禁止是)为了保证教徒不犯罪(例如敬奉偶像的圣坛等物体,安息日拜神是犯罪行为)。

不洁违禁物——(禁止是)因为它可恶,因此不适合安息日(例如某种污秽物)。

此外还有第五种违禁物,就是人们在安息日前说的如果是安息日的违禁物就不会带去的那种。

然后就看小组成员中谁的记忆力最好。最后一致同意我和海因茨·利翁各得0.5分。

大体上看这不过是一个经文学习小组,加深小伙子们对经文戒律的理解。但是最后几句话语气骤变。

然后我们讨论了迫在眉睫的巴勒斯坦分裂问题。分裂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渎圣罪。不用《圣经》而用一般性法典治理犹太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会议到此为止。

海因茨·K

遥远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也波及了弗兰肯。1936年4月起,阿拉伯人开始反抗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强制性统治。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移民不断增加,一开始只是大罢工,很快升级为暴乱,矛头直指犹太移民和英国军队,英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这个曾经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的统治方式。海因茨·基辛格和朋友开会4天之后,皮尔伯爵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报告,建议让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个是沿海平原的犹太小国,其中也包括加利利,即从耶路撒冷到沿海(包括海法)的残余的被外部力量托管的走廊,另一个是东南部较大的阿拉伯国家,此地未来合并到了相邻的外约旦王国。(早在4月初英国媒体就预计该报告会按以上思路划分巴勒斯坦,所以菲尔特市的一个无名的正统犹太青年小组预先得知报告内容也就不足为奇。)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里安尽管希望获得更大的地盘,但也愿意接受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更何况报告还设想将大量阿拉伯人口(225 000人)迁出计划中的犹太国家。但是,该报告遭到阿拉伯人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拒绝,最终分裂巴勒斯坦的想法也就被英国人束之高阁。难得的是,基辛格年仅14岁就激烈反对巴勒斯坦分裂。即便分裂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渎圣罪”的想法不是他提出来的,而是他所在小组的看法,但显然他在写会议纪要的时候也并无反对意见。小组拒绝(像后来以色列所做的那样)按法典而不是《圣经》来建立一个世俗的犹太国家,这样的想法他也并不反对。至少有一名霍斯特小组成员后来去巴勒斯坦避难,再后来成为以色列公民。但是基辛格的命运绝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似乎全心全意拥护父亲主张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然而,到了该离开德国的时候了。路易斯·基辛格的两个弟弟已经走了。1933年6月,卡尔·基辛格因为帮助岳父经营鞋店被捕,随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惨遭毒打,命在旦夕。一年多以后,1934年12月,妻子设法保释了他,夫妻二人决心移民,1937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移居巴勒斯坦。路易斯的另一个弟弟阿尔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移民斯德哥尔摩,1939年年初他们的父亲戴维也到了斯德哥尔摩。一个家住洛伊特尔斯豪森的朋友力劝路易斯效仿两个兄弟移民。但是路易斯比他们俩大十多岁。他妻子后来说:“要放弃一切,拖着两个孩子离开德国,也不知将来会怎么样,的确不那么容易。”他父亲和弟弟西蒙劝他千万不要离开德国。此外,他们移民还有一个障碍——他岳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然而,妻子葆拉必须首先考虑孩子。他们留在德国将来会怎么样:“希特勒统治的国家”会处处容忍犹太人吗?犹太人的处境会恶化还是好转?海因茨从犹太实科中学毕业后,万般无奈之下,到维尔茨堡的一所犹太教师培训学院念了三个月书。他母亲后来告诉沃尔特·艾萨克森:“是我做的决定,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我知道他们留下来没什么活路。”

至少有一件事对基辛格一家来说很幸运:葆拉母亲的一位姐姐早年移民美国,那时人们还根本没听说过希特勒的名字。她女儿,也就是葆拉的表姐莎拉·阿舍尔出生在布鲁克林,当时她住在韦斯切斯特县拉奇芒德镇。葆拉建议把两个孩子送到美国去过安全的生活,她表姐力劝他们全家一起来。1937年10月28日,表姐在“经济担保书”上签字,答应为基辛格一家来美国提供经济担保。(20世纪20年代要移民美国有限额,要是没有这样的保证书,就算纳粹德国的难民也无法被收留。)莎拉·阿舍尔的年收入只有4 000美元,但她的股票值8 000美元,其他存款还有15 000美元,所以她的担保是可信的。(基辛格一家在美国其实还有更有钱的亲戚,在匹兹堡,但并没去找他们帮忙。)1938年4月21日,官方认定为“德国公民、犹太裔、信仰犹太教”的基辛格的父母向慕尼黑移民咨询局提出正式移民申请。这种请求必须扫除多重障碍,好在他们的申请不到三个星期就被处理完毕,获得批准。首先,路易斯·基辛格向菲尔特市警察局申请护照。盖世太保必须核查一家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4月29日市长批准,5月5日盖世太保批准,5月6日市财务办公室批准,5月9日德国海关批准。5月10日,警察局收取12马克70芬尼手续费,开具推荐信又收了5马克28芬尼,给他们签发了4本护照。

然而,直到1938年8月10日基辛格一家才告知市警察局他们打算启程。告别是痛苦的,尤其是跟葆拉身患重病的父亲道别,兄弟俩生平头一次看见父亲落泪。多年后基辛格回忆道:“我们一家即将离开祖国之前,我到外公居住的小村庄去看望他,跟他道别,我和他感情很深。他得了癌症,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外公告诉我这不是诀别,说过几个星期就去我们家看我。尽管我并不相信,但想到他会来,心里还是觉得很安慰。”一家人还得撇下大部分财产。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帝国不仅要留下大部分积蓄,还要留下大部分家具。(基辛格一家的家产,包括钢琴,估计价值23 000马克。)犹太人离开第三帝国可以把一个规定尺寸的柳条箱装满带走。基辛格记得母亲为带什么、不带什么很是发愁。8月20日,一家人在比利时的一个港口坐船去英国。他们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住在葆拉的姑妈家,姑父以前在菲尔特市开肉铺,葆拉上学时就住在他们家。1938年8月30日,他们坐火车到南安普敦,搭乘“法兰西岛号”前往纽约。海因茨·基辛格那年15岁。他的好友海因茨·利翁3月时已经去了巴勒斯坦。

1938年,基辛格一家四口移民美国,当年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共计1 578人。他们离开德国正当其时。

就在基辛格一家告知菲尔特市警察局启程的当天,纽伦堡最大的教堂被捣毁。1937年6月,慕尼黑主教堂也曾遭受同样的厄运。纳粹党内的激进分子,尤其是希特勒本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隔离犹太人这一行动。菲尔特市的犹太人看在眼里,准备面对即将出现的麻烦。为了保险起见,犹太教会堂最值钱的经卷和银饰都被取下来妥善保存。1938年10月16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又发出一个警告,一伙暴徒袭击了洛伊特尔斯豪森会堂,毁坏了包括法尔克和范妮·施特恩农舍等犹太人家的玻璃。这次迫害事件之后,施特恩被迫卖掉了34年前和弟弟合伙买的房子。他和妻子搬到了菲尔特市的妹妹(明娜·弗莱施曼)家里,而他1939年5月26日被确诊罹患癌症。那个时候,菲尔特市也已经不再是犹太人栖身的安全之所了。

“水晶之夜”,或者说“碎玻璃之夜”,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确有其事。不管以前如何粉饰德国种族政策的合法性,全国性的暴力和破坏狂欢还是将虚伪的表象撕得精光。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遇刺,凶手是从德国汉诺威市流落到法国的17岁犹太孩子赫舍·格林斯潘,他父母是波兰人,原来住在德国,后来被驱逐出境,格林斯潘一怒之下对冯·拉特下手。此事引发了中世纪以来德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杀。1938年11月7日,格林斯潘近距离枪击冯·拉特,6天后,冯·拉特不治身亡。这件事成了希特勒的借口。加上戈培尔的极力怂恿,希特勒发动了貌似“自发的”反犹太战争。

纳粹在菲尔特执行命令的时候很荒唐。1923年11月9日“啤酒馆暴动”流产,从此这一天就成了纳粹纪念其烈士的纪念日。1938年11月9日,当地纳粹大佬正在芬克咖啡馆狂饮之际,突然接到命令,攻击犹太人,尤其是要破坏市里的犹太会堂。市长喝得红光满面,净打饱嗝儿,对组织这次破坏行动毫不反对。不过他倒是很担心烧毁那么多会堂将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很多袭击目标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纳粹成员身上都有那种既冷漠又谨慎的特质,于是他叫来市消防局局长约翰内斯·拉克福尔,命令他准备保护即将被焚毁的会堂周边所有的建筑。拉克福尔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市长大人真喜欢开玩笑!”他耐心向市长解释,如果会堂广场周边的会堂全部起火,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市长只好勉强妥协,命令只烧主会堂。

11月10日凌晨1点左右,一支150人的冲锋队砸毁城市会堂的铁门,打烂主会堂的橡木门。进入会堂以后,他们砸毁长木椅和装饰,把所有能找到的经文都堆在一起,浇上大量汽油,点上火。当地犹太人的主要领导人艾伯特·诺伊布格被人从床上拽走,纳粹分子用他的头当大木槌撞开地方福利局的大门,顿时他鲜血直流,神志不清。3点15分,主会堂火势凶猛,民众叫来了消防队,但是冲锋队不让消防队救火。其实,市长命令他们让火势蔓延到看门人住的地方和隔壁的祈祷厅。当晚被毁的还有举办仪式用的澡堂和莫伦大街30号的会堂。犹太人公墓也遭到破坏,其他受损的还有犹太医院、犹太实科中学、孤儿院以及多家犹太人开的门店。孤儿院墙上涂着反犹标语:“不许犹太人杀害德国人!”在实科中学的墙上,标语是:“嗓音沙哑的犹大!为巴黎死难者报仇!”

这且不说。所有犹太居民,包括孤儿院的孩子,全都被赶到施拉格特广场(现称菲尔特自由广场),他们在寒冷的11月的室外一直站了5个小时。他们以迫害基辛格家的拉比利奥·布雷斯劳尔取乐,竟然强行剃掉了他的胡子。年轻的埃德加·罗森贝格看在眼里,感到毛骨悚然,他的回忆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恐怖氛围,也反映了那些无助的犹太人被卷入的可怕纷争。

大约5点30分,他们让犹太人朝城市会堂方向来了个漂亮的向后转:天空被映得通红,好多会堂着了火。就在那时,犹太人中间长期存在的分裂一下子原形毕露,这种分裂即便在同仇敌忾的岁月也一直与我们相依相伴。这时,正统犹太人看到会堂烈焰熊熊,不禁撕心裂肺地哀号起来,但在改革派犹太人眼里,这无异于一种威胁甚至是恐吓,这样惨叫只能是火上浇油,引起一场血腥大屠杀。正统犹太人这么做就反应过度了。

不会有血腥大屠杀,这里不会有,现在还不会有。上午9点,所有女人和孩子被放回家去,男子则被赶到原来的伯罗茨海默学校(该校也易名了),继续遭受言语和身体上的摧残。罗森贝格回忆:“那些好事的市民……涌上街头,吐着唾沫,阴阳怪气地唱着,叫着,‘啊,正是时候嘛!’‘正好赶上了!’齐声合唱‘犹太猪’,‘声音沙哑的犹大!’……然后冲破冲锋队的阵型,跑到犹太人卡恩(原文如此)身边近距离打量他,就是被剃掉胡子的那个拉比。”共132人随后被送往纽伦堡,后来又转送至达豪集中营,其中包括基辛格兄弟俩的老师赫尔曼·曼德尔鲍姆,他被关押了47天,还有罗森贝格的父亲,后来他逃到了瑞士。

劫掠并未结束。在菲尔特市,犹太领导人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出售两块犹太公墓、一家医院及大量犹太群体的财产给市政府,售价仅为100马克。他们还被威胁,如果不肯透露一座隐秘但其实子虚乌有的犹太教堂的地址,他们就性命难保。(迫害他们的人指的是一所病儿学校沃尔德学校,是1907年一位犹太慈善家建的。)后来,大量犹太企业同样被迫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出售房产——这是1938年11月12日出台的法律的序曲,该法律正式将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为所有犹太企业的正式“雅利安化”铺平道路。11月10日晚些时候,冲锋队队员又回来了,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过依然冒着烟的城市会堂,手上沾满烟灰和血迹。一人因夜间受伤不治身亡,另一人自杀。布雷斯劳尔拉比捡回一条命,但是他遭受的折磨太惨痛了,直至多年后“都无法大声说话,因为在‘碎玻璃之夜’纳粹对他的折磨太惨痛了”。

对于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可思议。一位目击者也不敢相信,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上舞蹈课,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一起学,互相交流毫无问题,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反犹太主义……直到希特勒上台。我们犹太人真不敢相信菲尔特市竟存在这么严重的反犹太主义。”

不过确有其事。时隔13年,那些应对1938年11月10日菲尔特市事件负责的纳粹分子才被绳之以法。5个团伙头目逍遥到1951年才面临指控,只有一人被判有罪,被处以两年半监禁。一年后,另一桩案件在卡尔斯鲁厄开庭审理,又有两名被告被定罪,一个被判了两年,一个被判了4个月。然而,到那个时候,纳粹对菲尔特市犹太人的迫害已可谓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了。

菲尔特市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城市,夜空下显得毫不起眼……1945年,我是这么看的。纽伦堡尘土飞扬,满目灰烬,圣像和神像都破破烂烂,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体现出巴比伦式的邪恶,而菲尔特依然存在,完好无损,在阳光下呈现出一派和平气象……当然,少了那座教堂,好似在拼图上留下了一个洞……

纽伦堡……有它瑰丽的传统和被大肆渲染的审判。读者很容易知道身处何方。“啊,”他会说,“纽伦堡,我知道,出过大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有纳粹国会,有纽伦堡塔,有大法官杰克逊,有绞刑,有德式香肠。”但每当我轻声说出“菲尔特”时,别人总问我:“怎么拼写?”

埃德加·罗森贝格是经历过“二战”的菲尔特犹太人,“碎玻璃之夜”之后取道海地逃亡到了美国。“二战”结束,他以美国兵身份回到故乡,竟发现这里大都完好无损,感到很惊奇。

这不是说菲尔特没有受到丝毫破坏。1939年9月希特勒所交战的对手似乎比25年前所交战的对手力量薄弱。1940年夏,德国军队雄踞欧洲大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击败了法国,把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逼回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然而,大英帝国依然实力雄厚。1940年8月和次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两度轰炸菲尔特和纽伦堡,两个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圈是英国战略轰炸的重点目标。这不过是小试牛刀,重头戏在后面。1941年和1942年也出现过零星空袭,但到了1943年,德国与苏美也开战了,因此空中打击的规模大幅提升。1943年8月10日至11日,纽伦堡沃尔德区被彻底炸毁。1944年盟军对中弗兰肯和上弗兰肯进行了12次大型空袭,1 000多人丧命。1945年1月2日和2月21日至22日的毁灭性打击又夺去了3 000多人的生命。“二战”结束时,菲尔特市战前建筑有6%被彻底炸毁,30%被中度或重度破坏,54%被轻度破坏。据1945年3月对纽伦堡一菲尔特小型空袭的报道,“大多数炸弹落在荒弃的田野上”。

在第三帝国最终崩溃之前,菲尔特市上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轻喜剧,片名令人叫绝:“无害的开端”。事后看来,也许那些1932年和1933年投票支持纳粹的人觉得当初希特勒上台就是这副模样。但是从德国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当政时坏事干尽。1939年1月,就在“二战”爆发前,他宣布了吓人的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家将世界各国重新投入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就不是全球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以及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的犹太人这一种族将被消灭!”

“二战”爆发后,纳粹更是胆大妄为,企图把威胁变成现实。1933年菲尔特的犹太居民有1 990人,“二战”结束时仅剩40人。战前未移民的犹太人共计511人,大多数人乘火车被遣送到东欧德占区,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毒气毒死,有的劳作至死。1941年11月29日,首批犹太人被遣送到里加。接着是1942年3月22日至24日的大规模驱逐,这次的目的地是伊兹比察。后来这批人又被送往索比堡等死亡营或特洛尼基劳改营。一个月后,又一批菲尔特犹太人被遣送到克拉希尼金。剩下的也被遣送出境,一批是在1942年9月10日,一批是在1943年6月18日。清洗的最后一步,是1944年1月17日遣送了一小部分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被遣送的犹太人中还有33名孤儿院的孩子,他们和孤儿院院长伊萨克·哈勒曼博士及院长的家人一道被遣送到伊兹比察。(他建议将孤儿院迁至巴勒斯坦,但遭到犹太人拒绝,因为孤儿院的捐助者指定孤儿院设在菲尔特。)截至1945年,“巴伐利亚的耶路撒冷”仅剩下几个幸存者和几座另作他用的建筑物。原来的犹太公墓被彻底破坏,墓碑用来垒建防空设施,坟地也被淹,改作消防队的临时水库。

如果当年基辛格一家不离开德国,他们的命运将不难想象:海因茨·基辛格不可能活到20岁生日。据他估计,其近亲中有13人死于这场浩劫:三位姑妈,三位姑父,一位叔祖,两个叔叔,还有基辛格的继外祖母等人。虽然继外祖母不是血亲,但基辛格一直把她当作亲外祖母。他后来回忆道:“她觉得我是亲外孙,我也不知道她是继外祖母,她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关爱。”后来继外祖母被驱逐出境,还经常给他们家寄明信片,一家人还蒙在鼓里。再后来他们才得知老人家被送到了贝尔泽克死亡营,死亡营解散后,她死在往西部强行军的路上。外祖父的妹妹和妹夫分别死在特列钦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基辛格还有三个表亲也死于这场浩劫。

事实上,基辛格死于纳粹之手的亲人不止13个。在由查尔斯·斯坦顿或马丁·基辛格编写的“基辛格氏”家谱中,确切的数字是23人。即便是这个数字可能也太少。在迈尔·勒布·基辛格所有已知的后人中,死于那场浩劫的不下57人。这个总数当然可能包括德占区以外自然死亡的人数,但也可能包括死于浩劫而未登记在册的人数。可以说这个数字最少也有23人,而基辛格被害亲人的数量很可能接近30人。

这种灾难对亨利·基辛格有何影响?“二战”结束30年,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应邀回到故乡接受荣誉市民奖章。看在父母的面子上,他答应了,父母也一同回德国。他父亲在公开场合发言时显得宽宏大量,但母亲私下里却心绪难平。(她后来说:“那天我心里很难受,但没说出来。我心里很清楚,若是我们留下来,肯定跟其他人一样被烧死。”)基辛格本人一直很痛苦,不肯承认大屠杀对他的成长有重大影响。他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早期政治经历是作为被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所体会到的。”

而且……我的很多家人、我同学中大约70%的人都死于集中营。因此这种事叫人难以忘怀……当时如果我生活在德国,而在感情上对以色列的命运无动于衷,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动不动就拿我的犹太人出身说事,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自己可不这么想。

1938年8月,基辛格离开德国时依然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但自那时起到194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情况发生了转变。因此,他成年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说自己是犹太人,但不信犹太教:“从信哪派具体的宗教来说我不是教徒,但我也信教,因为我的确相信(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宇宙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合理性,我们无法理解,正如蚂蚁无法理解人类对宇宙的阐释一样。”

但是,尽管浩劫对全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促使基辛格意识到人类理解局限性的并不是这场可怕的劫难,而是与纳粹较量的惨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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