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艰难的抉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彭丽红】
历史上数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不同国家的衰落与兴起，改写着世界经济格局。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秩序，2008年始于美国并蔓延于全球的经济危机，不仅极大地挫伤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令欧盟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而且使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今年9月7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2011-2012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参加评价的142个国家中，瑞士、新加坡、瑞典位居前三，美国、德国、日本分列第五、第六和第九，中国排名第二十六。同去年相比，美国后退了一位，中国前进了一位。国家之间的竞争，远不止于排行榜上位置的变化，其背后真正较量的是国与国之间适应国际竞争的综合能力，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得失和国民福利的改变。经济全球化浪潮，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向国际市场的竞争漩涡，影响与被影响的程度与日俱增，世界各国经济波动的周期呈现趋同倾向，一国的经济危机极有可能扩散为全球性危机。
在此次被视为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从以大规模振兴计划刺激本国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逐步进入了积极谋求宽松国际竞争环境的外部竞争时期。美联储宣布在维持现有利率基础上，在2011年第二季度以前收购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最大程度培育就业和物价稳定性，避免经济二次探底。可见，美国大规模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释放更多流动性，增进投资和就业增长，同时也间接推动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减少债务规模。如果欧盟、英国、日本纷纷效仿，作为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将面临外部市场的大幅收缩，未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将出现显著的变化。
就国内而言，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四万亿投资，带动了巨额信贷资金，但由于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领域，致使原有经济结构问题进一步固化，国内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进一步脱节，低利率政策和地方政府依托投融资平台的过度举债，致使国内市场流动性泛滥，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显著上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被迫趋紧。在外松内紧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经济陷入本币持续升值和输入型通胀加剧的困境，当下情形之恶劣远胜于危机爆发初期。
如何走出举步维艰的泥潭？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中心，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其结果会减缓经济增长，推动本币升值，进而吸引国际投资和热钱的加速流入，致使稳定币值和控制物价上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下，非国际货币国家对于汇率稳定和物价稳定的管理目标，很难轻松做出选择和平衡。特别是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经济大国，必须在国家整体，而非产业或企业层面，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化解外部风险出发，制定长期的国际竞争战略和系统的应对措施。
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陆续制定“十二五”规划,其中最需要明确的是外部竞争环境发生剧变之后，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开放？选择什么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如何改善日趋严重的经济结构、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特别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防止经济泡沫过度，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和稳定。然而，开放条件下，汇率和物价的纠结牵制着中国经济转型。量化宽松政策无异于间接操纵汇率，推动美元贬值，而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中国央行也要随之增加本币供应；如果实体经济规模不实质性扩大和增加有效供给，货币过渡累积必然会推动资产价格和物价继续上升。如果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制度建设依然滞后，投资带来的产能扩大和收入增加，将以新的产能过剩和储蓄激增为果，内需难以大规模增加。
“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开放经济中，政策制定者不能因应对经济中的短期威胁而忽视长期竞争力的基础。竞争优势的维持有赖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率不断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在周期性波动中能够使经济保持稳定的机制有效运行，从而更快地走出低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摸索和渐进，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变化情形下，迫切需要更高更远地总体设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于改革提出的“顶层设计”，表明整体之竞争战略，已经受到关注，凸显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战略的缺失。为此，非常需要在国际竞争各领域，集聚战略研究和规划优秀人才，长期发挥专家智囊的作用。
依据我国的国情和国际竞争环境，潜在的国内需求是最大的竞争优势，而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技术储备是明显的竞争劣势。长期而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应该选择动态均衡发展战略。其动态性一方面体现为积极消除或削弱劣势，另一方面在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相互适应和良性互动，其中有效供给能力的增强尤为重要。这一战略的实施，其根本在于人，需要切实改变应试教育主导的教育现状，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为导向，面向国内需求为主，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教育、就业、消费、供给四位一体，共同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短期而言，保持物价稳定，消化吸收超量货币，政府必须系统协调货币、财政、产业、科技、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相关政策，实施推进经济结构改善、促进经济转型的一揽子计划。如微调利率，适度紧缩，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遏制投机和哄抬物价行为；公共产品价格严格管控，加大企业补贴，鼓励向短缺商品领域的直接投资，扩大高端消费品的产出规模，增加市场供应，引导和提升消费结构；建立高于物价上涨幅度的收入增长及价格补贴机制；制定针对研究开发、技术推广、新产品开发与产业化的系统扶持和鼓励政策。加快创新和技术进步，严格限制不顾环境恶化的资源开采；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严格防范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境内以及虚假外商投资；放宽国内居民及企业外汇管制，鼓励居民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向全球购买战略性资源、先进装备、领先技术及知识产权；积极扩大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国家范围，推进人民币尽快成为区域性国际储备货币；增加非美元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加强国内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统筹协调，以促进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收入为导向发展传统产业，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避免国内各地区盲目发展高新技术及战略新兴产业，形成高端产业链的大规模重复建设和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以高技术和低成本优势巩固国际市场，切实提高资源使用及投资效率，以国际贸易结构的改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向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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