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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一次研讨会会议综述

时间:2022-01-10 来源:eisar.com.cn 作者:月夜星空文库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张建刚    彭五堂】

为了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11年5月4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央编译局等10余所在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学者共50余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副主任余斌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胡乐明教授致开幕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分别发来贺词。程恩富教授对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坚定信念,勇于探索。他指出,青年学者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工作者群体,众多学者的主要理论创新工作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青年学者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水平对当前的理论研究有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水平。卫兴华教授鼓励青年学者发挥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勇于求真的优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胡乐明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反对西方资本强权、对内协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双重任务,需要青年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改革等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运用数学方法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一直是各个学派所倡导和追求的时代主题之一。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必将带来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近些年来,由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思潮在理论界、教育界的传播,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趋势。如大量使用数学公式、数学模型,使经济研究成为一种模型化、程式化的东西。只有正确合理地使用数学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
  程恩富教授在致研讨会的贺词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成就。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五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是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余斌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具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内容上的现代化,一是要参考马克思生前的一些材料,尤其是要参考马克思之后这一百多年来的新材料,努力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二是要结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新材料,充实马克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形式上的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俗化,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二是数学化,但在数学化的过程中要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学的覆辙,科学地利用数学形式;三是外语化,要积极利用国内外创办的外文杂志,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
  中央财经大学副研究员林光彬指出,经济学的现代化,仅仅技术化、数理化可能是不够的,需要哲学大思考,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道与器的关系。经济学研究宜吸收多种营养。中国和西方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的差距,语言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必须两边学。器的目的是道。道常新,器无穷。但起码要学到中、西两方面的基本技术和方法;既要了解西方,更要了解东方;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又要熟悉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具有国际视野,能在东西方两个学术舞台自由转换、自由行走。二是情与理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并且是人的行为和心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扩大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安全。因此,脱离人文终极关怀的纯客观实证研究与经济学的发展背道而驰。三是古与今、东与西的关系。从经济学研究层面看,工业社会以前的东方和西方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东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主要缘于现代科学的兴起。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没有受到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洗礼,研究方法固有独到之处,相对说又是较狭窄的、贫乏的。但是,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东方还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的主旨——对人民过上美好、富足、自由生活的研究路线一直没有动摇。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重视、珍视我们传统中的农本思想、民本思想、人本思想,仁义思想、和而不同思想,富民、理财、轻税、小康、大同等精华和积极部分,这是必然的。如果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历史背景是中、西经济比较中的复杂课题,那么,今天东西方世界面对同一个世界经济秩序、同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研究同一事物不同表象的经济规律,研究方法与技术就存在更多的共享空间。我们必须在扬弃历史传统中发展、创新,用现代形式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反映;用现代形式构建新的研究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围绕中国主题,对中国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进行解剖,即首先,对中国的个人、家庭、企业、市场和国家行为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这构成中国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部分或经济科学部分;其次,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风险管理等进行设计的经济工程学;最后,对中国经济主体及其行为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进行管理的经济管理学。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

  与会者认为,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泛滥的结果。俄罗斯以及拉美和东欧的很多国家,在体现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革,但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是不成功的。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避免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走弯路。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春敏指出,要从经济人的哲学基础来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总体演进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环节。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的原理,与其他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能独立分开。当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丢掉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时期的制度辩护性和21世纪下半叶的实用性,而成为资本主导的全球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工具。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应用主要在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过程中,只强调经济学本身的原理,而不涉及其他制度和历史等前提,起到一定的欺骗性作用。这种逻辑,在唯GDP为上等观念中都普遍存在。所以,明确经济人的哲学基础,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张春敏认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性,它完全忽视了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根本区别。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黄向阳指出,主流经济学以及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法西斯气质。这是他经历了大约10年的困惑和思考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的专业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算模型,在2004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注意到了智利社保改革中的皮诺切特、芝加哥小子和弗里德曼。此前,主流经济学家的道德形象在他心中还是比较正面的,最不济是好心办坏事的书呆子。但智利改革的历史让他看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一书证实了他的猜测,这让他产生了困惑:这些人为何对社会灾难如此麻木不仁?对历史源流的兴趣将他引到了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这本书揭示了在1832年中产阶级取得政治胜利后,自由放任已经被催化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残暴行为的动力,自由主义具有好战暴力倾向,并证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某种关联。进一步印证上述观点的是,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有保留的赞扬,而哈耶克则对希特勒的政治秘书卡尔?斯米特倍加推崇。这表明无论是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还是当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为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具有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式的气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教学现状和改革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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