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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案说 | 法律面前没有“免死牌”

时间:2021-09-13 来源:eisar.com.cn 作者:月夜星空文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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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亿万民众生命安全的大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食品药品的质量与安全性有了更高的期待。然而,作为曾经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掌门”,郑筱萸置民生安全于不顾,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自己的“摇钱树”,最终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近日,郑筱萸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陆伟敏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深度还原这起反腐大案。

  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案件

  1998年3月,伴随着机构改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对于这个新的机构,人民寄予极大期待。

  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依据该法,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标准的则必须淘汰。对国家药监局而言,这是一项涉及全国范围内药品审查、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密切的重大全局性工作,也是加强药品监管的重大契机。然而,作为药品监管部门最高领导,郑筱萸在职期间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649万余元。面对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2007年4月27日,北京一中院正式收案,同年5月29日宣判。该案属于省部级大要案,具有一定敏感性,且时间紧迫。法院十分重视,并加快了审理节奏。”在回忆起刚接到郑筱萸案的感受时,陆伟敏如是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陆伟敏(中)担任审判长审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受贿案 (供图/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了解案情之后,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陆伟敏还是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他说:“这压力不是来自被告人的位高权重,而是来自全国亿万双眼睛的关注,不容有一丝闪失。为此,立案审查期间,我们与公诉机关进行了沟通,了解其对于该案具体指控的事项,以及法院对证明事实证据的要求,避免因沟通不及时而导致相应的问题出现,进而影响案件的审理效果和审理时间。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要分别阅卷,然后一起讨论每起案件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对于重要的证据我们还进行了核对、核实,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与公诉人、辩护人进行了沟通,预先了解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庭审时发言的基本要点,做到心中有数。”

  众所周知,制药准入是医药生产、销售流程的第一道关口。2000年,国务院决定将原国家医药管理局行使的药品生产监管职能、卫生部行使的药政管理职能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使的中药监管职能,集中交由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使。制药准入由原来的“两证(合格证和许可证)一照(营业执照)”改为“一证一照”制,生产药品的企业许可证、标准药品的生产批件,以及新药的注册批件,均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利用审批的机会,以郑筱萸为首的一些药监官员便干起了用药品许可证换取个人私利的勾当。

  陆伟敏告诉本刊记者,该案除案情重大以外,情节也比较特殊。比如,有的药企向郑筱萸行贿,是通过雇用郑筱萸的妻子去该药企工作,向其支付高额薪金的方式。对于该问题,当时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法官在审理中把握的原则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钱权交易这个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果符合,不管是什么形式,即构成犯罪。

  法院通过调查发现,药企雇用郑筱萸的妻子,实质上并没有让其承担具体的工作,而是单纯支付高额“工资”。因此,法院认为符合钱权交易的本质特征。相关药企的行为人通过检察机关的反复询问也表示,实质上并不需要郑筱萸的妻子付出劳务,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取郑筱萸的利益交换。

  “郑筱萸案在整个药监局系列案件中既是第一案,也是最大的案件,因此该案的审理具有‘风向标’意义。该案事实审理清楚,证据把握准确,对后续案件审理标准的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陆伟敏表示。

  7个小时的激辩

  近年来,玩忽职守罪在高官案中屡屡出现。在本案庭审中,郑筱萸的辩护律师用长达7个小时的时间,就其玩忽职守罪进行了法庭辩论。

  检方指控称,郑筱萸在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推行GMP认证政策,其“玩忽职守”给广大百姓造成了伤害。

  药品GMP认证是国家依法对药品生产企业(车间)和药品品种实施GMP监督检查并取得认可的一种制度。在郑筱萸上任之后,意欲通过引入国外GMP认证制度,关闭一些不符合制药规范的厂商,推行药品行业的整合。然而该制度似乎并没有如其所愿达到行业整合的效果。恰恰相反,很多企业为了达标,开始弄虚作假,甚至伪造相关认证文件成风。

  但其辩护律师从国家医药管理制度的层面辩称,“药价的虚高和药品市场的混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与社会上部分药厂一味追求利润,层层抬高药价也有很大关系,不能直接说是由国家药监局的这些政策造成的。”

  此外,在庭审中,被告辩护人还就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是否属于重大事项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无疑应该属于重大事项。根据药监局内部规定,重大事项需要由局党组讨论决定,并且依照严格的程序进行。而在本案中,郑筱萸并没有将专项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组织,仅安排药品注册司一名副司长担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辩解并不成立。”陆伟敏表示。

  量刑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作为一名受贿600余万元的部级官员,其罪是否“至死”?陆伟敏对本刊表示,“对罪犯进行量刑时,不能仅局限于看其受贿金额,还要看情节。郑筱萸的犯罪行为,导致国家药品管理失序,增大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损害了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加减法。如果说‘受贿金额多,罪行就重;金额少,罪就轻’,这与法律的本意是相背离的。因此,对于郑筱萸的宣判,我认为罚当其罪。”

  一审被判处死刑后,郑筱萸深感法律的冷酷无情,希望二审免其一死。但是,当二审法院宣布维持一审判决时,他的反应却是异常的平静。或许,他已经明白了触犯法律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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